這是看完展的心得
不小心當成「微」空間攝影展，所以會有見微知著的預設，
有幾件作品是由某些建築元素為主體來拍攝，
比如封住的窗、樓梯的痕跡、圓桌改建的門、牆的某一部分...
似乎在傳達一種對於這些習以為常卻將消逝的存在的嘆息，
近距離的觀看拍攝呈現出某種疏離的感慨。
而拍攝人物主題的作品，則是捕捉著他/她們細微的哀愁，
來連結背景空間即將變動的不安陰霾...。
不過這也讓我進一步去思考：如何能見微知著而又不以偏概全呢？
從攝影機的角度其實是抱著某種立場在觀看，
這樣的觀看某種程度已經是一種偏的想像，在不同思考角度的作品裡面，
雖然沒有全景的作品讓人可以看到各個場域的全貌，
進入該場域的空間氛圍裡去體會即將頹傾的未來，
但遊走在不同微觀的作品當中，仍舊可以感受到攝影者對於微勢空間的想像，
只是這些想像，集合出的不是某個特定的地方，如寶藏巖、樂生等，
而是比較綜觀的場域，一個被迫改變/拆遷的空間敘事。
回到見微知著而以偏概全這樣想法的話，
或許就是因為各人有各人獨有的偏，所以以偏才能夠概觀全貌吧。

另外是回應最後一位先生的問題:
在覹空間攝影展裡形成兩大類的攝影主題：人物vs物件/建物。
有趣的是，台灣的攝影者大多針對空間的微處著手，
而對岸的(新聞背景?)攝影者則是多著墨在人物的詮釋。
我初步的想像認為，是否因為同樣身在台灣，
台灣攝影者/學生會比較多考量在居民的立場，
所以攝影的角度或篩選就會慢慢偏移為物件或建物的連結。
而對岸的攝影者則是沒有這樣的感受，甚至對場地的陌生，
於是居民對他而言，只是某事件的角色之一，
所以會很直接的將他想要拍的拍攝出來。
我問了馨尹，她的回答是說她有拍，但最後被排除掉了，
但我問她，是否會有強烈的意圖想拍人物，
她倒是還好，但提到拍某個建物時，有強烈感受到居民的不開心，
雖然傳達說她們拍攝的立場跟其他觀光式拍攝不一樣，
也詢問居民是否可以拍攝他跟那棟建物，
但那位居民回絕了，理由是不想和悲傷的回憶合影。
我不知道如果是外地人/外國人來要求，居民的答案是否也是一樣，
也很好奇對岸攝影者是如何要求居民參與拍攝，
但對拍攝場地人事物的的熟悉與不熟悉，
這樣的兩種態度是否也決定了作品創作企圖與方向？
...不過這或許也只是我個人的某個偏頗的理解吧...


201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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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看了移工展，聽了相關的論壇，這裡面最大的感動在於這是一個由許多人的夢與日常所創造出來的對話，不管是我們對移工的深入認識，也有移工對於台灣的觀察與體會，這兩者在一個場域交織在一起，共同提醒著一些我們從未思考過的生命面向。

當大家在汲汲營營自己的夢想同時，在我們從未曾關注/或忽視的周圍，有一批人正真實的生活著，耕耘每一個人微小的夢想，而所謂外籍移工們的夢想，不單只是我們以為的工作賺錢養家活口，為了家鄉蓋好房子這麼扁平，這的確是大家普遍的大夢想，但還有更多小小的夢想：想唱首家鄉的歌、想要打個球、想做出道地越南菜、想要當個音樂家、想拍張呈現人們情感的照片、想幫同鄉的朋友給予心靈上的安慰…，如此微小但綿密的牽連著他們繼續留在台灣生活的羈絆。離鄉背井工作是一件苦悶孤獨的事，除了為了讓家鄉過好生活的大夢想外，日常的微小幸福是支撐他們度過一天又一天重複無聊的現實境況。移工Henry在論壇上述說著為了拍張好照片，上網看Youtube學習，加入攝影論壇與網友分享照片接受意見，存好久的錢問許多人去尋找好的相機等等過程，看見他靦腆的笑容，以及充滿溫暖幽默的照片，如果這是一種幸福，它比所謂我們常掛在口中的「小確幸」還要真實、動人百萬分。

在這移工展裡講的比較多是工廠工作的外籍移工，然而勾起我的回憶的，是曾經與我們住了一年多的外籍看護Haitini。因為父親重病但希望住在家裡的緣故， 我們經由親友介紹的一家仲介公司，找了一位經驗豐富的印尼看護，她比我小個幾歲，相處到最後其實就像姊妹一般，在她照料父親的老練姿態中，會看見她仍然還是個年輕女孩般的樣貌：她愛漂亮、她喜歡交朋友、她愛聽流行歌曲、她愛喝酒、她談了戀愛...。這些我們工作之餘的習以為常各種欲望、情感，在我和她相處之間，我的決定她的生活夾雜了仲介公司、鄰居親戚的諸多意見。第一天她來的時候，仲介公司以一個經驗老到姿態，聲明各種規矩和要求，規定看護Haitini要聽我們的話，不能以前一雇主的模式套用在我們身上；要求我們記得好好收著她的證件、盡量不要放假、不能給她電話，以免她會越來越皮甚至「逃跑」，許多的規範現在已記不清，唯一清楚的是，「不要太相信她們」是那時印象最深刻的弦外之音的隱訴求。

人與人之間相處總有磨合，總會因為一些事件的發生才能更了解彼此。我們與看護Haitini過去雇主是完全不同的類型，工作休息時間完全和一般人相反，她初期順從地接受了。但是在慢慢地認識熟悉之下，她開始跟我要求她想做的事，於是在瞞著仲介公司情況下，手機還給了她，但我們聽她講更多她家裡的事；週末也給了她幾天休假，但我們也學習如何獨自照顧父親。然而，她總是一般人，情感受挫了、家鄉發生事情，她像個年輕女孩般喝酒澆愁；怕我們聽到她與家人的爭執，偷偷跑出去講電話，晚回家鬧失蹤...最後驚動到了仲介。仲介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責罵，以一種看吧早跟你說的態度。而親戚鄰居更是拿著電視報紙新聞，說著大部分人對於外籍移工的刻板印象，對於我們對Haitini諸多的「放任」，總是帶有那麼一點我們很蠢的意味。

當所有人都灌輸著同一種印象的時候，沒有堅定的立場或理解很容易被說服，那個時候某種程度我其實既感謝佩服看護Haitini的工作能力，但也埋怨著她帶給我許多大大小小的衝突，考驗我的既定觀念、考驗我對外來巨大社會刻板的壓力。如今父親狀況變的嚴重無法待在家裡最後與看護Haitini解約，而看護Haitini也因護照問題回國一趟然後再回到仲介並進入新的家裡裡去，所謂移工們無限迴圈的流動生涯。有許多事沒有親身在其中，其實很難體會一些很微小很細緻的事，大部分的人們總是說外籍移工不就是那樣，但會這麼說的人就是很少去了解，以一種本位主義立場忽視了實際發生活生生的人事物，寧可相信電視報紙傳言的描述，而鮮少主動去進一步認識他們。

在移工展看著每一位移工熟悉又陌生的面貌和日常物件，勾起了曾經與看護Haitini相處的過去回憶，在那時留下來的諸多困惑，並沒有找到解答，但是更多的是對於相同是人同樣擁有愛欲夢想的感同身受，經過一群人在專注聆聽導覽老師講解著展覽內容，突然導覽老師唱起一首台語歌用來描述移工的心情，不禁覺得感動。在大環境法令制度仍有缺憾的情況下，在大部分外籍移工仍然身處於刻板印象的挫折裡，只要有人開始一點點地主動去做些什麼去認識一些什麼，或許，或許這世界會開始有所改變。而這個展覽，便是以一種開放溫暖的心情呈現著不同人們擁有相同的心的相互認識的開始。201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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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候鳥在臺灣--勞動力特展」100年12月15日至101年4月22日，高雄市勞工博物館

Gen Doy, De Montfort University〈Crossing Borders: Thinking without a passport 越過界限：沒有護照的思維〉心得報告

Gen Doy 是歷史與視學文化理論的教授，德蒙福特大學講師，《Picturing the Self》，《Drapery》以及《Black Visual Culture》的作者。在〈Crossing Borders: Thinking without a passport沒有護照的思維〉這篇文章裡，探討關於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一些基礎概念。文章一開始她先從旅行及邊界的角度來點出學科與學科之間如同國界與國界之間，過去或許被劃分被界限出來，但現在經由全球化現象，各地難民，尋求庇護者，移徙工人，學生和學者等，不同立場領域的人們為著各自的生活跟立場開始旅行各地，憑藉著護照遊走各個國家地區，使得這些領域之間的區分已經變得很模糊，並且持續的產生著變化。而大學裡的學科學習和研究也開始產生變化，跨學科的探索與實踐也慢慢蔓延開展開來。

新學科的研究如同新國度的探險，他們面對許多與自己背景相異的對象，其中不確定性和信心的缺乏，都讓他們產生了不安。「他們的旅行在學科之間，學者個人之間，歷史時期之間，與地理上分散的學術團體之間。(Mieke Bal)」 但是跨學科研究並非是尋找一個目標一個結果，他比較像是一種論證的過程。「跨學科不是某個要達成的目標。他比較像是一種持續測試部分價值，實驗不同的方式，將其可能結合成一個整體，然後利用所得的整體，再評估這些部分，其過程的投入。(《跨學科理論》作者)」

然而必須要注意的是，雖然許多人開始積極支持跨學科研究，但這些人也從中提出了一些關鍵的問題：例如，你必須是在一個專門的主題，然後才能再更多的跨學科工作？或者學生和研究者從一開始是跨學科的立場？是否有可能保持高品質的理論並實踐多項學科研究，或者他會導致結果浮面性的「向下沉淪」，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掌握這幾個學科足夠的細節並對所有的一切作出有意義的貢獻？Mieke Bal提出一個想法：我們研究跨學科研究，須要通過概念，而不是方法。我們可以利用概念從一個學科，照亮研究對象在另一學科的研究上。但其實Gen Doy並不完全認同。雖然概念可以啟發創意性思考和開發連結的可能性，但概念很可能有時會被誤用。Gen Doy進一步提供一個概念依據的建議：可以閱讀《文化理論詞彙》(P.Brooker's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2003.)做為一個使用概念研究跨學科的參考。因為這一類的書至少是一個有用的起點，以定位自己，放眼世界。

很多作跨學科研究的學生常常會因為研究範圍廣泛、大量的研究材料等而感到恐慌和不知所措，從哪兒開始？如何通過這些大量且混亂的材料來建構一個框架或地圖？如何決定那些智識是有用的或沒有用？這些問題是很嚴重的，甚至可能花費許多時間最後卻一頭霧水或失去方向。針對此Gen Doy於是提出幾種研究跨學科的方法。

第一個是所謂「拼湊法 Bricolage」(如圖1.) (Bricolage是人類學的術語之一，當我們使用該方法時，其實就已經是跨學科了)。所謂拼湊法如同字義，就是將各種研究項目拼湊在一起，他可以將心理學、社會科學、女性歷史、紡織品、產品設計等等學科「放」在一起。這個方法有趣、靈活，並且可能會產生出原創性的發展，但依舊會有一個問題就是可能會「失去」某些東西，研究要在什麼樣的基礎或是原則上，便變得難以掌握。

另一個有用的方法是「meta-theory 後設理論」，原則性指引著從數個學科之中使用各種概念、理論和訊息的一個包羅萬象的理論。然而對Gen Doy而言，最具有說服力解釋文化、社會和國家世界的理論是辯證唯物論／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認為，物質現實是思想和信仰創建的基礎。因此可以這麼說，「世界並非上帝創造的，但上帝的概念是由人類所創造的。(Gen Doy)」辯證法是哲學，認為通過矛盾對立面的過程，世界不斷變化，改變和演變，這導致較高的合成，轉化量到質。如何更進一步探索馬克思主義，Gen Doy 推薦參考曼德爾(Ernest Mandel)相關的著作。

圖2. (左)是Gen Doy以辯證唯物論／馬克思主義為引導的「meta-theory 後設理論」方法，他解釋縱使研究其他領域學科，他依舊會以辯證唯物論／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的主軸跟依據，來發展跨學科研究的工作。當然，我們也可以以別的學科來作主要引導，如女性主義，那麼女性主義成為我們的理解和使用跨學科思維及研究的方向。

Gen Doy並提出第三個模式：如圖3.和圖4.如虹膜或蕨類的根莖。他不同於樹的根，他擁有各個節點，而這些結點將連結各個不同的學科。「連繫和異質性的原則。」「任何一個點根莖可以連接到任何其他的，而且是必須的。這非常不同於的樹或根，其中情節點，解決了秩序。」(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Gen Doy更提出對於我們做跨學科研究所須採取方向的鼓勵和建議：「你給自己建構的思維和研究是你計畫的一部分，並且只能由你創造。即使你採取了別人發明的理論，你還是會站在一個新的立場，在不同的歷史時間和地點的角度，並可能著重於不同的材料之上。」「請記住，當在你腦海中建構思維和認知時，應該要盡可能接近的你所學習的所建構的物質現實，那麼你的理論會是一個好的，有效的和可以被解釋的理論。」

最後，Gen Doy舉出巴塞羅那2007年1月安東尼米羅的時裝秀的移民表格式的邀請卡設計作為本篇文章的結尾，或許這種創意式的作法可以給我們一個跨領域更自由寬廣的思維方向，如果沒有了護照，誰又能聲稱所謂的正式文件是什麼？藉著超越各種事物的邊際，想法是沒有範圍，我們須努力跨越各個學科的界限，更自由的前去不需要護照的任何地方。

2009.09.26

(註：我的翻譯不是很好，可能會有些出入，但幾個基本有稍微掌握。2011/10/10)

In Memory of my teacher: Elsa

　　小時候最深刻的記憶，永遠都跟娃娃牽連在一起。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跟大部分的女孩們一樣，很喜歡芭比娃娃──晰白修長的身體，金黃閃亮的頭髮，藍色眼睛──。幼時模糊的回憶裡的芭比娃娃是去百貨公司最喜歡去的天堂、以及表現得很乖的獎賞、在房間與妹妹玩耍的有趣的印象。小時候哪知道為什麼跟自己（甚至是母親或其他熟悉的女性）的外型差很多芭比娃娃，這麼的受到歡迎，幾乎每個孩子都在談論她、想要擁有她／她們，似乎是所有女孩們某種情感的憧憬或想像的投射，7、8歲的我或許跟其他女孩一樣就是跟著那時的社會想像和母親的選擇，對於洋娃娃總是充滿著羨慕與期待。

　　但是有趣的是，當時正流行著布袋戲和武俠劇，接收到來自電視電影的極大影響，我和妹妹把玩芭比娃娃時，想像的對白、劇情，甚至裝扮都展現在手中的芭比娃娃身上，於是芭比娃娃被我們綁成高馬尾，包裹幾塊布加上綁幾條繩子，甚至找枝筷子或塑膠餐刀讓她變成武俠劇裡的俠女造型，然後編幾段對打橋段讓我們的芭比娃娃也上演著霹靂劇情，以及扮演我們想像中金庸武俠劇裡的黃蓉、小龍女…，讓芭比娃娃們沉浸在民國70年代初，我們所熟悉的台灣電視的潮流。

　　然後再大一點，同學之間流行玩紙娃娃，一張張既便宜又印刷精美的紙張，印著美麗的漫畫少女(或許也會有男生)，周邊圍繞著華麗的歐洲澎澎裙禮服，或者是優雅的芭蕾服，有的甚至貴一點的，上面會有電視、冰箱、洗衣機和跑車。現在回想起來，發現到那時也是大家開始風迷日本漫畫及卡通的年代。年輕女孩們分享著喜好的漫畫和卡通的劇情，剝下一件件紙衣服，讓女紙娃娃換穿著各種不同的服裝，與男紙娃娃談戀愛，以結婚作為故事的最終結局，於是，小甜甜與安東尼會在一起，尼羅河女兒跟曼菲士王不再那麼聚少離多…。在國中情竇初開的階段，紙娃娃們重複上演著我們對愛情的想像。在同一時期，不知道從哪出來的傳聞：到了鬼月，紙娃娃就會復活開始走動，如果弄壞或燒掉她，她們會在那個時候復仇。於是在美麗的紙娃娃回憶裡，便總是夾雜著一絲恐怖味道。

　　後來經過好幾次搬家，那些曾經喜愛的、收藏的，最後變舊的芭比娃娃和紙娃娃不知道落到何處，偶而想起時，那些娃娃們的印象已然模糊，而更新的娃娃們不間斷的在百貨公司的玩具專櫃裡推陳出新，然後又有了新的流行和宅／萌取向，她們永遠是女孩們與女人們共同的回憶，從誰開始或是誰決定這些娃娃的長相，很少人會去探究，而娃娃們總是永遠都會面對兩種結果──光鮮亮麗的寵愛，與殘舊破碎的拋棄──女人們的世界當然比起娃娃們更充滿夢想更多的故事發展，然而彷彿被娃娃們詛咒般，現實生活依舊脫離不了上演著與娃娃們相同的兩種命運。


2010/11/17